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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中统在自贡的扩张活动

2019-10-30 07:39

  顾建中,字锡朋(1906年1963年),江苏金山县人。上海南洋公学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毕业,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为同学。1940年,顾建中兼任中统局副局长。1941年任财政部盐务总局帮办。1945年后,任财政部盐务总局副局长。解放前夕去了台湾。

  顾建中在中统特务组织中,可以说是罪恶最大者之一,是极为蒋介石、陈立夫所亲信的人。中统的对外活动均由顾建中负责,是局长徐恩曾最主要的助手。在抗日战争以前,中统特务组织危害中共地下组织的重大行动,无一不是顾亲自策划,有时还亲自参加行动。1941年初,顾建中曾专门来自贡视察盐务,住在当时的自贡经济检察队(简称自贡经检队)部。

  1940年,正是蒋介石以一切力量来消灭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,进行“曲线救国”的时候。为了掩盖消极抗战,积极的真目的,蒋介石提出了“国家总动员”的口号,接着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令。这个法令包括当时所颁布的一切“战时”及“非常时期”的暂行条例,实行所谓“人力、文化、物力”总动员。其中的“物力动员”就是成立很多个经济检查大队,在后方各大城市进行所谓的“取缔高物价囤积居奇”行动。

  抗日战争时期,国民政府的国家总动员会议同它直辖的几个经济检察大队于1940年冬先后成立。其中,经济检察大队是以四川为试点。1940年时,四川只有重庆、成都、自贡三个经济检察队。驻扎在重庆的是第一大队,驻扎在成都的是第二大队,驻扎在自贡的是第三大队。四川的这三个经济检察队,是由三个特务单位(中统、军统、三青团)混合组成,其大队长、大队副、秘书三个职务,三家各占一个,其余大小不等职务,也由三家平分。

  重庆经济检察队由三青团负总责,成都经济检察队由军统负总责,自贡经济检察队由中统负总责。各经济检察队又由这三方面会同组成队部和下辖的中统第一支队、三青团第二支队和军统第三支队。其中一、二支队负责调查情报,三支队专事案件。它们的工作目的是通过运用中统、军统和三青团的特务势力,执行经济管制法令的检察任务。经济检察队拥有侦查、传讯、逮捕、关押、审讯、检查、查封启封,以及直接上报中央处理等特权。

  按照国家总动员会议规定,在自贡的第三经济检察队(简称三大队)的队长、队副、秘书由中统、军统、三青团三家交叉担任。其下的三个支队也是一家一个。1940年10月间,中统局派了三组七科的科长柳靖宇带领总干事张国权、助理干事张声溶、张念祖、高振亚一行五人到达自流井,先是住在中统人员郭剑虹的岳丈李秉九开设的“民意旅馆”,后由中统自贡调统室主任吴汝成协助柳靖宇向自贡市政府交涉,将釜溪公园事务所拨充办公处所。

  1941年3月,“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自贡经济检察队”(简称经检队)正式成立。中统的柳靖宇任队长,军统的自贡邮检所所长骆元吉任队副,自贡三青团主任魏进轩任秘书,中统的陶蔚然任督察。队部由中统人员张声溶、张念祖,三青团的王讯滑,军统人员蔡君实等四个干事分管情报、文书、总务、案件工作。下辖的三个支队的负责人分别是:中统第一支队队长赵天慈,支队副郭剑虹;三青团第二支队队长陈德高(三青团书记);军统第三支队队长张怒潮(自贡市警察局局长)。每个支队各领五个分队,分队下的专任队员不公开,一律以化名报册。自贡经济检察队的工作区域包括自贡市及荣县、威远、富顺、内江,以及资中、隆昌、泸州、宜宾等地区。

  自贡经济检察队成立以后,三方势力就开始争权夺利,互相扯皮。三青团的魏进轩拉拢军统的骆元吉和张怒潮对付中统的柳靖宇。争夺交点是平分所有经费,共管一切队伍,但柳靖宇不肯让步。一两个月后,双方矛盾日深,争斗愈加激烈。柳靖宇身患严重的肺结核,渐渐招架不住。他眼看问题无法解决,工作一无进展,自度难于应付下去,便向中统局提出辞呈,旋即获批准离开自贡。重庆中统局考虑到自贡经济检察队内部势力倾轧,非一般人员能对付,乃派齐耀荣接任自贡经检队长。

  齐耀荣是湖南人,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,中统局专员,资格老,性情暴躁,凶狠毒辣。他来到自贡与魏进轩一接触,便毫不客气的把戴笠、康泽过去给他的信件亮了出来,表示自己与军统、三青团顶头人物的关系,暗示他是一个不好惹的人。但是,面对自贡经济检察队大有来头的新领导人,魏进轩等人仍然坚持对检察大队的管理要“平分秋色”。经过一两个星期的交锋,中统的齐耀荣占了上风。最终,魏进轩、骆元吉、张怒潮三人只得忿忿离开经检队。自此,自贡的三青团和军统人员全部撤出了经济检察队。

  与此同时,齐耀荣与宪兵十二团的关系,也促使自贡经检队的工作一切顺利。再就是与财政部川康盐务管理局的关系。在自贡这个以产盐为主的地区,盐务管理局是“太上皇”,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曾仰丰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是留美的同学,私人关系很好。齐耀荣初到自贡时,徐恩曾专门备有亲笔涵件,托曾仰丰在经检工作方面予以协助。因此,经检队在推动其特务统治时,曾仰丰也在多方面予以协助。由于以上三因素,齐耀荣在自贡所需的人、枪、钱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方便,自然就可以独霸经检队了。

  当时,在自贡有两批中统人员。即行内所说的“老一批”和“新一批”。所谓“老一批”是指川康盐务管理局里已有的十来个职位较高的中统人员,他们是高干顾建中任财政部盐务总局督察室主任时,随同进入盐务总局的督察员。这批督察员在抗战爆发后转到自贡的川康盐务管理局里工作,并渐渐升高了职位,如川康盐务管理局人事室主任齐志一、西场(贡井)场长陈奉先、五通桥盐务分局汪天行,以及自贡市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董仙洲等人。而“新一批”则是柳靖宇、齐耀荣利用各种公私关系,陆续将为数不少的中统人员介绍到各机关部门任职。比如在盐务系统的张念祖、高振亚、腾耀、张培树、齐耀国、欧阳治,还有东场(自流井)工管课主任谢正新、西场工管课主任杨桂枝,以及自贡市政府的张仲达、欧阳伟等多人。齐耀荣使中统在自贡一带到处都有耳目,到处都有势力。

  中统外围势力的建立。1941年冬,齐耀荣支持他的黄埔同期同学、驻自贡宪兵营营长覃仲勋所提出的“维持治安、保护盐场”口号,会同有关机构成立了“自贡市宪警督察处”。覃仲勋任处长,三十三补训处驻自贡营部、自贡市国民兵团、自贡市警察局等负责人任副处长。下设总务、情报、司法三科,由自贡市政府军事科科长袁公辅(中统人员)兼任总务科长。齐耀荣派去的张声溶兼任情报科长、甘青山兼任司法科长,并带有中统人员前去充当两科的科员。值得一提的是,情报科集中了包括谍查队、侦辑队在内的各有关部门派出的情报人员,由此更增强了中统自己的情报活动,实际上是中统控制了这个督察处。

  齐耀荣刚到自贡就任时,就大吹特吹,称要打“老虎”,不拍“苍蝇”。 可是因为抗战的原因,自贡的盐是统管了的,威远的煤是统购了的,内江的糖是专卖了的,富顺的粮食是运销了的,因此谈不上有囤积居奇和市场的操作垄断行为,自然经检队连“老虎”的影子都没见过,于是就开始“钻地觅缝”地大拍“苍蝇”。一旦经检队要捉人的时候,行动队的人总是假装和颜悦色地对将要被捉的人说“事务所请你谈话”。比如当年因借公肥私问题,逮捕关押富顺中学校长甘奠根等人,以及因私存几十匹丝绸问题逮捕关押荣县参议员郭乾昭等,尽管案情不大,却大造了经检队的工作声势。他们这种东抓西捕,威风八面的声势,固然能使投机倒把、非法牟利者一时有所顾忌和收敛,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补益于国计民生。

  当时,自贡的物价不断上涨,货币不断贬值,市场上的商品按照政府的平价卖出去就买不回来,老百姓怨声载道,于是就产生了“黑市”交易。经检队又慌忙转向去取缔“黑市”。史料记载,有一次齐耀荣突然心血来潮,要取缔“黑市”猪肉。他在黑夜间,密布外勤人员监视了所有屠宰场,不到天亮,只要一见有人杀猪,虽未交易也指认为“黑市”,把人抓走。把这些抓来的人集中在经检队门前,给屠商们带上“奸商”的纸糊高帽子,勒令抬起猪肉,押去游街示众,然后按平价销售。

  齐耀荣和他的经检队在自贡飞扬跋扈,胡作非为,不可一世,让很多有势力的人怀恨在心。1942年的初秋,内井(内江、自流井)警备司令部司令郜子举及其高级僚属,趁齐耀荣奔父丧回湖南之机,借口经检队胡作非为,扰乱社会安宁,先将自贡经检队派住内江的负责人郭剑虹逮捕镣禁。第二天在自流井由警备司令部办事处以邀请开会的方式,当场逮捕了自贡经检队秘书赵天慈,并镣铐押移内江监禁。事件发生后,调统室和自贡经检队一片慌乱,日常工作立刻停顿下来。调统室书记甘青山悄然出走,易孝思的《自贡新报》马上停刊,自贡经检队督察陶蔚然闭门坐守,其他人员也多隐闭不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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